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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 这才是出色的恋爱观 娃哈哈包下地铁说出你的心声

时间:2019-02-17 08:38 点击:5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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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粹主义: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立场

作者简介丨林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原文载丨《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07期。

摘要

在疾如迅雷的转型时代,民众在启蒙与革命的激烈碰撞中被推到历史前台。新文化运动结束的前后,一种被视为知识分子“现代立场”的文化民粹主义在激进派知识分子中逐渐形成,这些知识分子在思考民族与阶级问题时,建立了一种认同民众、向民众靠拢甚至崇拜人民的文化信念。这一信念的生成是清末废除科举制度、五四新文化运动和20年代工农革命运动等三股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在政治史和文化史上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但是在其出现的最初时期,这种以民众为中心的现代立场却陷入认知的困境,即一面是知识者主观建构的民众和民众生活,一面是民众对知识者的疏远与隔膜。历史表明,这种认知困境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和行动主义的实践得到了某种缓解。

文化民粹主义是一种知识分子的“现代立场”,它在概念上与政治学的大众民主、社会学的大众消费主义有同源关系,都以“大众化”或大众取向为核心理念。在前现代社会,知识阶层是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的维护者,操纵着整个官僚体系,是民间社会的领导者,正所谓“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所以并无文化民粹主义所内含的求诸人民的需要。所谓知识分子的“现代立场”,用朱自清的话来说,“就是’雅俗共赏’的立场,也可以说是偏重俗人或常人的立场,也可以说是近于人民的立场”。文化民粹主义以“近于人民”为基本理念,代表着一种趋向人民、以人民为主体的文化态度。

英国文化学者吉姆·麦克盖根认为,文化民粹主义是一种知识分子自己定义的东西,即认为普通百姓的经验与活动比所谓贵族、精英的文化更富有政治内涵,更有现代意义。持民粹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在进行文化分析时,试图将文化作为联结大众的工具,将文化的概念输入到“以民为粹”或“民之精粹”的民粹内核里,以一种通俗化的、大众化的文化形式表达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他们在自己的文化活动中,不仅试图建立自身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积极联系,而且对通俗趣味和喜乐心存欣赏而非武断的态度。这种文化民粹主义的“现代立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的萌生,正是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时期,大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受梁启超、严复等戊戌-辛亥一代知识分子的启发,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主张通过思想与文化的启蒙,通过国民性的改造解决中国问题,他们中的激进派分子在五四后走向民间、走向农村,相信民众力量可以被动员起来改变国家命运。

一、后五四时期文化民粹主义的生成环境

文化民粹主义是一种主导了20世纪知识分子思想潮流的文化信念,它的源起与流传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历史地看,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文化民粹主义在后五四时期出现,最重要的根源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取向和平民主义的流传,但是还需要看到,其前有清末政治与制度变迁的冲击,其后有二三十年代革命与运动的推动,三股力量的夹击,使得中国知识分子的民粹化,使得民众在文化生活的中心地位,成为历史的必然。

1.清末废除科举的制度冲击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李普赛特这样解释知识分子走向民粹主义的制度原因,“因为他们既同现有的权利等级体系缺乏联系,又对之不满,他们唯一的力量源泉在于人民”,他们对民粹主义的拥护反映了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普通民众(即未受教育者和非知识分子)的创造力和巨大的道德价值。1895年至1925年前后的大约30年时间,是中国思想史的转型时代,是中国思想文化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在这期间,甲午战争、庚子赔款、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事件对思想文化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它们既带来了文化取向的危机,又带来了新的思想论域娱乐,与此同时娱乐,清末各种制度变迁对于知识者群体的改变则具有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概念娱乐,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被称为“士”,在君权政治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功能,如荀子所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他们所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这是传统的“士”的社会定位。然而,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中国社会状况发生了剧烈的、根本性的变化,“士”从社会的中心地位退了下来,新的一代“士”——知识分子成为了曼海姆曾定义的“自由漂游的人”(free-floating),成为“没有或几乎没有根的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它不附属于任何社会阶级”。造成这一改变的最重要制度因素是1905年晚清废除了科举考试制度。历史地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参与政治以及激进化,都可以追溯到这一制度变迁。

废科举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制度变革,科举既废,新式学校和东洋西洋的游学便成为教育的主流,所造成的就是新一代的“士”——现代知识分子,正如科塞所说的,“只有近代社会提供了制度化的条件,使一个具有自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得以产生。”但是,废科举对读书人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士大夫”的名号被“知识分子”取代,而是在三重意义上改变了这一群体,一是知识结构发生改变,从四书五经到中西杂混的新学,从伦理政治的规范性知识到应用性的自然知识;二是获取知识的空间发生改变,从私塾、书院到洋学堂和民国后的学校体制;三是未来出路发生改变。第三点的变化最为重大,从消极的意义上看,科举制的废除彻底割断了乡村士绅与国家、官僚阶层相联系的制度纽带,使得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正途”被阻隔,知识分子不再是国家的精英,他们必须另谋出路。而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废科举使得仕途不再是唯一的出路,知识分子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流动空间。在这种背景下,传统乡绅及其弟子要继续充当社会精英,只有进入城市接受新式教育,一旦接受了新知识和新观念就不愿再回农村,甚至在感情和观念上格格不入。再加上五四后出洋留学潮的高涨,读书人不再需要依赖乡土关系甚至政治体系就有可能求取功名、获得社会地位。

萧邦奇认为,20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剧烈震动,表现之一是作为传统社会精英的“绅”的地位没落,由此,精英不再来自较为单一的社会阶层(如乡村士绅),出现了表达社会身份的新方式(如接受城市新式教育或西洋教育的读书人),出现了一些“易于识别但外表相当松散的多中心的亚文化圈世界”,而当知识分子“自由漂流”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建立他们的“亚文化圈世界”时,有一部分到了社会正式结构的边缘和外围,成为国家的反叛者和造反者。

现代知识分子相比于传统的士绅更具有独立意识、社会批判意识甚至革命意识,他们与他们出身的乡村和乡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观察也更加冷静更理智。无论他们选择“化大众”的启蒙主义立场,还是“大众化”的民粹主义立场,都是将自己独立于大众之外的思考结果。新一代知识分子不再把重心仅仅放在自身和政治体系,而开始关注民间,注重民众。

2.五四运动反传统的文化冲击

五四运动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思想与文化运动,它开启了中国现代史的大门,将知识分子带入了民间,将民众带入了政治。五四运动及其参与者留下了独特的激进主义遗产,但是其鲜明的反传统立场被认为对传统文化是不公的,对西方文化是误读的,如张灏认为五四知识分子“一方面把西方近代文明简化为科学和民主两大要素,另一方面把传统视为一个单一的整体而与西方近代文明对立起来”,认为只有在传统文化的灰烬上,才能重建中国文化。余英时则认为当五四被看成一种启蒙时,它的寓意是中国应该向西方“借光”,因为中国史是一片黑暗和愚昧。余英时、张灏等人的批判侧重五四运动的文化与历史意义,但从五四之后政治与革命的浩荡之势来看,正是这种启蒙,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已失去其中心地位的传统文化的反叛,不仅把民众从隐没的政治论说中解放出来,把白话、文学、教育甚至政治带到了平民生活中,而且打造了被代代传承的以民众为核心的知识分子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了两种对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起着重要影响但思想方向相反的价值体系,一是强调个体意识和独立态度的形成,鼓励个人主义且更易于接受西方自由民主;另一个主张民间话语和民间文化应该获得广阔的生长空间,强调整体性的民间价值的发掘和大众文化的建构。尽管存在价值观上的重大争论,但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整体上已成为一个独立于政治体系、在文化和思想甚至社会层面都极具影响力的群体力量,他们前承辛亥一代的国民性批判,后启新一代知识分子的乡村革命激情。

美国汉学家舒衡哲(VeraSchwarcz)曾经高度赞扬五四一代的启蒙精神,认为梁启超这一代知识分子是早期改良者,他们大多试图依靠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皇帝从上而下地拯救中国,但是从五四一代开始,知识分子们相信他们能够通过唤醒同胞们的社会意识,从下层来挽救中国,五四青年最强烈的一个认识是,平民百姓身上带有一种奴性特征,知识分子有责任改变他们。舒衡哲特别描述了她眼中的三代知识分子的差异,即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学者型的“饮冰者”,以钱玄同为代表的感情炽热的“疑古者”,以及以罗家伦等五四青年为代表的行动主义的“毅者”。五四一代的青年学生赋予了自己政治行动的使命,他们是“否定的一代”,也是行动的一代,他们走出校园上街抗议,散发传单宣传救国大义,与戊戌、辛亥时期的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具有更自立的社会地位和更独立的社会视角,他们开启的新文化、新思想,他们创造的社会改造模式(如平民教育、乡村建设)为五四后的知识分子奠定了基石。

历史学家李泽厚则更看重后五四一代的社会改造能力,也看到了他们从前辈那里传承的社会责任与民众关怀意识,他认为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处于封建社会彻底瓦解的前期,来自农村或与社会有较多的联系,有较质朴真诚的爱国救亡的思想,但又有较浓的士大夫气息,经常会回到传统的怀抱中,而经过五四的历炼之后,大革命一代眼界更宽,更有胆识和行动力,他们或者成为学者教授,或者首创与农民战争结合进行武装斗争的模式,成为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这一代“是最富创造性和最重要的一代……,可称为创造模式的一代”,他们明确而创造性地界定了思想和行动的含义。

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深受他们之前的改良者和破坏者的巨大恩惠”,找到了实现自身价值的路,即走出去,走到民间,走到农村去。他们认同上两代知识分子对中国民众的国民性和国民素质的基本判断,相信大众教育的价值与思想改造的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继续进行着以唤醒为目的社会启蒙运动,另一部分人有感于民众运动的伟力,开始在思想和行动上转向强调群体力量的方向,关注的重心开始由文化向政治转移,他们积极投身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经历过五四前后中国重要的政治事件的美国驻华公使保罗·芮恩施(PaulS.Reinsch)认为,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这种强调行动、具有大众取向的积极运动将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舆论,即“产生出一种令人鼓舞的民族觉醒”,有助于中国人民“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而结合成一个整体”。

3.后五四时期阶级革命的政治冲击

五四新文化运动落幕之后,政治革命的大幕骤然开启并迅猛地朝着国民革命的方向演进。大部分知识分子被裹挟进了这个主义纷争的时代,他们在“象牙塔”和“十字街头”的困境中挣扎和选择,有人焦虑与彷徨,有人逃避与遁世,更有人毅然决然地投身革命。朱自清自己的感受是:“只有参加革命或反革命,才能解决这惶惶然。不能或不愿参加这种实际行动时,便只有暂时逃避的一法……使自己麻醉着忘记了去。”在国共对峙的政治革命中,知识分子无论立场如何,都处于历史潮流的支配之中,他们必须作出革命或不革命的选择,相应地,在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上也必须做出“启蒙大众”或“以大众为师”的选择,这是保守的自由主义之路与革命的民主主义之路的不同选择。

在革命的民主主义道路上,一批关注民间、重视民众的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们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转战五四之后的政治革命,他们中的代表者有毛泽东、瞿秋白、邓中夏、成仿吾、冯雪峰等等。这批激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带着对民众伟力的敬畏之心投身革命事业,但是在经历20年代中期一系列政治流血事件的冲击后,他们眼中的民众已经不再是五四时期的那种非阶级的模糊形象了。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义运动并未受到政治暴力的伤害,知识分子普遍主张彻底改造中国文化,发动了全盘性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并且将自身视为运动的中心力量,这些主张都是建立在一种非阶级的文化观基础上。受反传统的新文化观念影响,五四知识分子看待极需改造和觉悟的民众,并不是基于阶级的区分,而是在于精英与民众的区分。虽然五四打倒孔家店隐约包含有某种阶级观的成分,但所谓的文学革命在彼时的提出还没有明确的阶级分野和阶级意识。直到五卅惨案、四一二、七一五等白色恐怖事件的发生才使得阶级问题突显出来,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决裂表明无产阶级与它的敌人之间的斗争自此开始。到了此时,革命成为了阶级战争的代名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阶级分析。

在这场以国共合作开启而以惨烈的政治屠杀结束的大革命中,知识分子从五四运动承继而来的民众情怀和社会关怀面临阶级政治的严峻挑战,民众认知发生急剧的激进化。到了20年代中后期,五四时代的平民文学不再是反传统的新文化象征,而成为了工农阶级与资产阶级对峙的文化表达。在劳动者(工农)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力量之时,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认识越来越具有阶级意义,阶级对抗的现实使得他们不由自主地形成认同劳动阶级的意识,心目中的民众被清晰地确定为劳动者阶级或无产阶级。鲁迅在和创造社论战时曾说,“阶级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益显得着重,倘若将自己从没落中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走去了。”知识分子从五四后一系列血腥的政治事件中获得了一个很有价值的认知,“农民和农村世界不仅仅是表示臣服、接受他人赠予解放之处,而且也是解放斗争必须开始之地”。在这种日益激进化的时代潮流中,知识分子的文艺作品在20年代后期逐渐出现了阶级意识和阶级对立的内容,并在革命文学向左翼文学再向解放区文学进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股知识分子自我反省与发现大众的潮流,许多知识分子逐渐确立了皈依大众、离远庙堂的文化民粹主义信念,“马克思主义及其在俄国的实践为投身革命的这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了完整的、逻辑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满足了他们对中国社会问题作‘根本解决’的内心期待。……当这些孤独的‘反叛者’意识到阶级斗争将影响这个社会以及每一个人的未来时,他们发现必须使自己选择一个真正属于未来的社会集团的力量。”这个“真正属于未来的社会集团”就是构成中国社会主体的工农阶级,革命知识分子选择了他们,投入到他们当中,放弃了启蒙运动“人的解放”的目标,而追求“阶级解放”的目标。

二、文化民粹主义的批判精神:“现代立场”的现代意义

在传统中国,读书人常有传统儒家“兼济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恢弘气概,“不才明主弃”、“将登太行雪满山”是失败人生的写照,而“任重而道远”、“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是自命的责任。在这种思想传统中熏陶成长的读书人在20世纪分别遭遇了制度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多重刺激,但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被承袭了下来,成为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写照。五四的激情过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开始躬身自省,批判“士大夫救国”的主张,也放弃了教化大众的自上而下救国方案和个人主义的“特立独行”,融入追随大众的主流之中,力图将“诉诸于传统的边缘性文化因素作为自己的思想材料”。正是代表民间价值的所谓传统边缘性文化因素奠定了民粹主义的社会根基,激进的、革命的知识分子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民粹主义的反智主义和人民至上主义的影响,主动地从民众那里发掘思想养料,他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批判社会现实、批判阶级剥削,同时也在批判自身、审视自身的种种局限。

从社会批判性的角度来看,文化民粹主义从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分子在寻找现代性的过程中获得的文化立场,但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它可能会成为社会运动的文化工具,表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后五四时期的文化民粹主义尽管只是一种知识分子立场,但它内在的社会批判意识在当时严峻的阶级对抗、主义纷争的政治环境中被极大地释放出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是在清末民初的制度变迁与社会动荡中完成了身份转型,之后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思想更新和后五四时期的政治革命,自彼时起,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不再是文化意义和个体意义上的,而与革命的时代、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他们如何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更成为了自我认知的重要内容。五四之后的时代主题与两个概念直接相关,即革命与民众,就时代前进的方向而言,将革命与民众结合起来不仅是革命家的事业,也是激进派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20年代末兴起的左翼文艺大众化运动即是一个证明,毛泽东肯定了经过五四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认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20年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是,知识分子难以超然地自外于阶级革命的时代大潮,而融入时代的最合适的途径就是与民众站到一起,“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进行民主革命,一同批判这个不能维护工农利益的社会体制。因此,思想与文化上的五四平民主义在后五四时期已演化为极具政治与革命意涵的文化民粹主义。

自从清末科举制度被废除,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成为了“自由漂浮”的(曼海姆语)或“被边缘化”的(余英时语)群体,他们在对国家的疏离感中发展出一种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反叛性和后五四阶级革命的政治反叛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内在的批判精神。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和意识形态的源头,但是与中世纪的教士或近代的政治宣传家和狂热分子不同,他们还倾向于培养一种批判态度,对于他们的时代和环境所公认的观念和假设,他们经常详加审查,他们是‘另有想法’的人,是精神太平生活中的捣乱分子。”从这个意义来看,现代中国第一批知识分子接受了现代的民族、民主以至阶级的理念,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外在环境的改变和知识分子理性的内省中发现,唯有依赖人民才可能真正守护他们的理念,他们的所谓对“精神太平生活”的“捣乱”,就是试图站到民众立场上观察或参与政治革命,这显然是对既有秩序的前有未有的挑战与批判。

1925年的五卅运动和1927年的四一二、七一五白色恐怖事件沉重打击了那些期望发挥自己的知识才干、为社会改造做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没有赶赴历史大潮,投身革命事业,但对资本家阶级全面控制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剥夺工农阶级的不公现象深感不满,他们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阶级一边,“我们希望与大众联合起来,共同站在斗争的前沿,我们的力量就更加强大而且不可抵挡。”茅盾被认为是20年代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写实主义文学首席代言人,他于1927年3月发表了题为《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一文,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时局面前的自知之明,他认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者或者“社会的主人”,文人的批判只能对政权的巩固起到有限的影响力,茅盾认为知识分子应该通过鼓足“士气”而不是依据所谓的先知先觉来引领群众,成为批评的领袖。叶圣陶在五卅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就发表文章,表示现在任何人想要逃避历史都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是希望创造历史还是希望遁世的知识分子都共同处于历史的支配之下。由于五四之后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频繁发生,左翼的激进知识分子们发现了一条解放民众的新途径,即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在他们看来,群众运动是反抗阶级剥削最有力武器,这一时期的中国不仅需要教育家,更需要鼓动家,知识分子可以发挥文化与思想的优势作用,承担这样的鼓动家的职责。美国学者格里德尔认为,在中国,社会革命意味着大众的政治化,意味着要在农村普遍推行阶级斗争战略同时以“民心”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这项大众政治化的任务极其依赖政治宣传与动员,重任必然要落到革命知识分子身上,他们要做“批评的领袖”,要动员和引领群众。因此,后五四文化民粹主义的社会批判性与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紧密相连,知识分子对阶级剥削和政治体制的批判与大众动员紧密相连。

从自我批判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内含的反智主义和人民至上主义成分在逻辑上是排斥和否定知识分子的,这是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进行自我解剖和自我否定的原因。既然民众对于社会改造甚至政治革命有如此重大的意义,而且历史上中国的知识者从未有过为了某种理念而诉诸工农大众的任何经验,那么,从中国近现代的激进化、革命化主流来看,文化民粹主义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现代立场,并非简单的国民性批判或者关怀民生、关注民众,它更包括着一种知识者在民众面前的自我批判精神。

五四期间,随着平民主义的传播,“劳工神圣”的大众意识在知识分子中日渐强盛,部分知识分子开始通过与大众的对比来认识自身,他们发现了与人民大众之间在道德和社会价值上的反差,开始了思想上的忏悔与反思,并在他们的文字中表达这种忏悔。1919年《平民教育》上的一篇文章表达了具有代表性的忏悔,“念书人是什么东西,还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无用而又不安生的社会的蠹民吗?……再翻回头来,看看那些大睁着眼不识字底可怜底平民,却实实在在我们的衣食生命都在他们掌握之中。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国人,真正的社会的分子。”这种崇尚“自然知识”而鄙视“规范知识”的意识是一种大众崇拜,是对“士大夫救国”的反对,是诸如“我很惭愧,我现在还不是一个工人”这类的自我否定。俄国文学家高尔基谈到19世纪俄国“平民知识分子的民主文学”时认为,“这一派作家都有一种无力感,都感觉到自身力量的渺小”,但恰恰是“这种对自己的社会脆弱性的感觉,激发了俄国作家注意到人民,感受他们必须唤起人民的潜在力量,并且把这力量化为夺取政权的积极的思想武器”。这种无力感是知识分子否定自我和膜拜民众的原因,与此相应,自我认知上的无力感还伴随着道德上的自卑感,在与工农生活的对比中,他们为自己那种腐朽、自私和病态的生活而深感不安,崇尚工农简单、真实和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既是托尔斯泰劳动主义形成的思想动因,也是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或在行动中走向田间或在文字中歌颂民众的内在因素。

在20年代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冰心等人的作品中,知识分子的狭窄、渺小、虚伪常常与劳动人民的善良、真诚、勤奋形成鲜明对比。在民众高尚的道德形象面前,知识分子自惭形秽,对人民大众顶礼膜拜,诗人鲁藜写道,“老是把自己当珍珠,就时时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大路”。知识分子要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一个知识分子,倘使真不受迷惑,真不忘本,真懂得孝道,对于人民,对于劳苦无知者,只有饮水思源,只有感恩图报,只有反哺一道。”知识分子要向人民报恩、反哺的提法,意味着文化启蒙运动的终结,即使对人民大众的文化教育仍然需要知识分子,但这种教育是基于反哺人民的目的,知识分子没有因为拥有知识而高人民一等,反而是人民大众自发的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使他们比知识分子更高一等,用席尔斯(EdwardShils)的话来说,民粹主义就是“一种对平民百姓、未受教育者、非智识分子之创造性和道德优越性的崇信”。这种崇信来源于知识分子的理性自知,来源于自我批判。

三、后五四文化民粹主义的认知困境

从五四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的大潮中走向民间的知识分子继承了传统士人的家国情怀、近代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意识,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从时代大潮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他们的自我批判意识和反省意识超越了前辈,但正是在对新生的社会力量的认知方面,他们遭遇了未曾预料的两难困境。

一方面,知识分子所理解的工农民众与真实的工农民众有很大差异。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不仅有严重的城乡疏离,就连城市里的一般社会成员也因职业或阶级不同而“互不接触”,要突破阶层隔阂、改变劳心劳力的传统思维非常不易。知识精英居于社会中上层,他们认识民间社会免不了自上而下的审视,所谓“启蒙”、“唤醒”、“改造”甚至是“教育”等概念都隐含着这种精英的取向。后五四一代深受上几代知识分子批判大众奴性的影响,也有着改造社会的宏愿,如郑振铎等人在五四后组织了一个“社会实进会”,要“向着德莫克拉西一方面以改造中国的旧社会”,他们强调其“改造的方法是向下的”,要“把大多数中下级的平民的生活、思想、习俗改造起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声称基于平等主义的理念,但更接近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在美国学者舒衡哲看来,这个组织的想法是新颖而不真实的,他们的活动形式与内容十分传统,近似于此前数世纪儒家的乡绅们早已从事的“乡约”工作。在君主专制时代的中国,“乡约”是一种由政府谋划的定期讲演,“乡约”被用作控制广大的文盲民众的意识形态的手段,目的在于规劝百姓服从家庭权威,过道德而平和的生活。五四后期知识分子在平民教育活动中的角色则有近似之处,体现的仍然是一种知识分子要作平民大众的思想导师的意图,即知识分子要进行文化与思想启蒙,要改造民众以适应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即“作新民”以建设新国家。

这一自上而下的精英取向直接影响了知识青年对民众的准确认识。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认同辜鸿铭等一派文士所以为的“苦力、马夫、司机、店员”等人不可教育、没有思想和沉默无辜,但是他们对启蒙思想的理解却很肤浅,对要改造的社会现实了解太少,部分人几乎可以说是对民众一无所知。胡适说“我们国内的少年,见了麦子说是韭菜,即要高谈‘改良农村、提高农民生活’,真是痴人说梦”。话虽然刺耳,却是事实,什么是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恐怕知识青年们并不真正了解,“乡村的情形来自二手资源,民众的‘痛苦和问题’可能真是构建起来的,不无虚悬想象成分;其相应的解决办法,很可能也带有纸上谈兵的意味。”后五四时代爱国动员和平民教育脱离平民真实所需,是当时知识分子在社会认知方面尚难突破的局限使然。

瞿秋白号召文艺作品的创作者,“必须打进大众的文艺生活之中去——跳过那一堵万里长城,跑到群众里面去。”但现实的困境是,20年代末上海的左翼作家们难以接触到广大的工农大众,他们远离政治革命的现场,与工农大众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无法打成一片,不仅对大众的了解十分缺乏,更缺乏实际的斗争经验。因此,尽管“大众”被宣布为新的一场文化运动的主角,但这个“大众”却只能由左翼知识分子想象、臆造出来,所谓大众化的语言、思想和行为方式大都是革命知识分子设计和建构出来的。虽然像郭沫若、成仿吾、洪灵菲、华汉等知识分子都亲自参加过革命斗争,但他们都是刚刚实现了思想转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浸淫在真正的工农生活中。而对于另外一些刚刚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刚刚了解一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血青年,像革命诗人蒋光慈,根本没有下层生活的体验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他们不乏革命的热情,但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情节、话语等都很不真实。这些作家希望描出工农形象,写出工农心声,但在他们笔下,工农形象却固化、单薄、公式化,工农的语言不真实、与身份不符,常常是穿着工农的破烂衣服,形象上很像工农,但嘴里却说出知识分子的高深话语。

另一方面,对平民大众而言,他们对外来的所谓心灵转变或思想觉悟的要求并不感兴趣,他们自有一个完整的乡土社会及其文化系统,长久以来他们在这个社会系统里安心地生活与劳作。那种认为乡土意识落后,需要更新改造,认为农民没有文化,愚昧消极等观念只是知识精英们的抱怨,平民教育到底是要先帮助民众自由地思想还是帮助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这种困惑也只属于知识精英群体。美国作家赛珍珠(PearlS.Buck)曾说,“学者想写平民百姓的艰辛和奋斗,诗人赞美中国农民生活纯朴,歌颂农村美丽,却丝毫不能解脱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赛珍珠在此未及言明的原因是,学者、诗人能给平民百姓的,只有书写与赞美,而平民百姓所需要的,远不止书写与赞美。

传统中国连同它的广大民众是被动地由西方势力、本土精英推入现代化转型的时代。这种现代化中的“被动化/单向化”现象与中国民间社会在其传统的、自足的社会文化体系中“不思进取”有关。平民教育实践者们初期的“文字下乡”行动寄托着强烈的知识精英的意愿,他们认为文字一定是广大农民所必需的,因为这是他们融入现代生活的手段,但费孝通认为,“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这些乡土社会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文字并不是必需的生活要素或技能,“只有当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换言之,只有在现代化出现之时,本来合理的、惯常的乡土社会才被认为是落后的,充满各种流弊。英国历史学家汤普森则认为“以习惯的名义出现的平民的保守文化通常并不抵抗统治者、商人或雇主所寻求的经济理性主义和创新”,直到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被精英们引入,威胁到平民大众传统的习惯使用权或他们的劳动和闲暇方式时,平民文化才会内生一种反叛性。当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现代性对乡土社会的入侵、传统与习惯的使用权被剥夺才是平民大众所谓“愚穷弱私”的根源,精神世界的困顿与物质生活的艰辛谈不上要先救或后救,它们是一体的,而这一点是经历过全盘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所难理解的。

其实,研究晚清社会运动的学者早已发现,真正在乡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扣动了普通百姓心弦的历史事件,不是洋务运动,不是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甚至也不完全是吸收了外来宗教文化因而组织程度和思想水平都比较高的太平天国起义,而是源于民族性格、充斥乡土气息的教门会党运动、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还局限在与洋务、戊戌和辛亥等一样的精英运动范畴时,它离民间自然是有距离的,“乡里民众的自救意识与先进人物的救国方案同向而不同调,农民有自己心目中的文化史”。

农民所代表的传统乡土意识与知识精英所代表的现代文化在内涵上互相脱节、彼此隔离的现象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反映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平民教育运动上,就是广大民众对青年学生们在演讲中所呼吁的思想主张无动于衷,而青年学生对广大民众真实的痛苦一无所知。事实上,直到五四学生游行爆发之际,大部分中国民众仍然没有听说过什么自由思想,更没有意识到他们遭受的是所谓奴性道德约束。1920年春,当民族救亡的紧迫性稍有缓和时,北大平民教育演讲团的成员们就发现他们的街头演讲甚至是校外小镇和乡村的宣讲活动正日益受挫,他们越来越感到公众不愿聆听他们的启蒙演讲了,正所谓“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知识者与大众之间隔着一道理解的鸿沟。

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后的中国社会离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还有相当遥远的距离,知识者远离大众,远离政治现场,要准确认识平民大众并不容易,文化民粹主义带有主观的理想主义色彩是难以避免的,这种一面是知识者主观建构的民众和民众生活,一面是民众对知识者的疏远与隔膜的情形是时代的局限所致。值得指出的是,后五四文化民粹主义主张以民众为中心的文化立场,适应了中国共产党的乡村革命的需要,所谓民众认知的困境随着民主革命的深入和行动主义的实践得到了缓解,到了延安时代,当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融入到了平民大众之中,他们面临的不再是民众认知问题,而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改造问题。

总体而言,文化民粹主义是一种关于知识分子转型与知识者-民众关系的现代观念。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文化民粹主义虽然不能完全涵盖他们在革命的大时代所获得的全部现代性,但是也清晰地折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与历史命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这种在民众伟力和民众智慧面前顶礼膜拜的文化观为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命运埋下了伏笔,他们在一种冲突与挣扎的认知过程中完成必经的改造,并以各种方式接受自己的新角色。他们在知识财富、思想觉悟上明显高于普通民众,这理应带来一种知识优越感和引领社会的责任意识,但文化民粹主义所隐含的自贬身份或自我否定的态度却使知识分子在事实上失去了在中国社会重大变革中的中心位置,同时也导致他们在阶级属性上的挣扎和摇摆。结果便是,他们失去了引领社会前进的精英地位,逐渐成为社会的负担和政治的顾虑,成为被一再地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思想与文化上的精英分子。毋庸置疑,在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民众不仅是文化生活的主题,更是政治生活的重心。知识分子所信仰的这种民众中心、民众至上的文化民粹主义既是一种观念上的文化信念,更是一种行动上的政治立场,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和选择。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此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终归需要一种确定的、新的立场来适应工农民众成为主角的时代,也终归要接受知识者自身需要不断改造与更新的历史命运。

轮值主编 | 刘 梁 剑

编辑 | 宋 金 明 李 欢

【光明论坛】

作者:周悦丽(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主任)

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内在要求,是政法机关政治属性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这既要求我们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不动摇,又要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实现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党的基本法规的形式,对党领导政法工作作出规定,这是我们党回应新时代政法工作新任务新考验新挑战,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党领导政法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制度遵循。

党的领导是政法工作的首要原则。政法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领导是政法工作的政治保证。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首要战略任务,鲜明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属性,科学回答了当代中国发展什么样的民主政治、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重大问题。我国的政法机关是党和人民的“刀把子”,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是我们的基本政治原则。在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探索中,我们党始终把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放在重要位置,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让公平正义的阳光普照人民生活,得到了人民的拥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战线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依法领导。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权威为我国宪法所宣示和确认。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在序言确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基础上,2018年《宪法》修正案明确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总纲第一条,以国家根本制度的形式进一步强化党的领导地位及其法律权威。这必将更有利于增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领导的自觉性,有利于对反对、攻击和颠覆党的领导的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并为惩处这些行为提供明确的宪法依据。同时,党也不断强化和提升着其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中央明确要求,要适应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项建设的需要,加快建设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为此,要制定完善党的领导法规,以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改进领导方式,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是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就,是重要的党的领导法规。该《条例》把党长期以来领导政法工作成功经验转化为制度成果,将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从而将更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和集中统一领导,更好地落实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

不断提升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我们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绝不是要虚化、弱化甚至动摇、否定党的领导,而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为此,我们一要深刻认识到政法机关是政治机关,担负着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重要使命。政法工作所执行的党的政策和法律,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没有党的领导或弱化了、虚化了党的领导,政法工作就无法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理念、政治原则,无法正确立法、严格执法和公正司法。二要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深刻认识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和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工作行使职权的关系,把党的领导贯彻到政法工作的各方面、全过程。依法治国,就是要通过法治的形式将党的执政地位、执政主张和人民当家作主地位通过法律加以确定并使之规范化、制度化,离开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主体地位的落实都将无所依托、难以实现。三要在政法工作实践中落实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切实落实党对政法工作领导的制度规范和程序性要求。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要在制定配套法规、细化具体化《条例》规范的基础上,坚持问题导向,严格执行《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研究解决好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将各级党委政法委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等工作落实落地,不断提高党领导政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13日 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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